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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受傷的總是中層、中年與中產?

摘要: 《資本和利息》PK《資本論》,這一架吵了一個半世紀有余,映射到當下便是頭條上的“996”、腎撐不住的中年以及無可奈何的中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智本社

“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機會。”

“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馬先生

這話若被德國老馬(馬克思)聽聞,棺材板都壓不住。他定會用152年前那部皇皇巨著批判馬先生:“小馬,你是不勞而獲的資本家,靠壓榨工人剩余價值成為首富。”

馬先生亦覺得委屈和不服,“我很幸運,我沒有后悔12*12,我從沒有改變自己這一點。”

跟老馬同穿一條褲子的老恩(恩格斯),也會加入批判:“憑啥你拿得比工人多?”

老馬去世的第二年,奧地利的小龐(龐巴維克)出了一本《資本與利息》,說:“資本家沒有壓榨工人,資本家的利息收入來自利潤,源于跨期調節。”

后來,俄國小布(布哈林)指著龐老師罵:“你這是‘食利者政治經濟學’。”

小龐成為老龐后,教出了一個學生叫小熊(熊彼特)。小熊一輩子都想像另一位老馬(馬歇爾,馬家人才濟濟)一樣搞折中主義,他區分了資本家和企業家,試圖調和爭論。小熊覺得,“小馬不是資本家,而是企業家,小馬‘不后悔12*12’是難得的企業家精神。”

此時,老龐的一個徒孫小哈(哈耶克)跳出,“滾,你這個背叛師門的東西。”

馬先生只能發個微博,引用“幸福是奮斗出來的”,以平息這場百年爭論,避免事態擴大化。

《資本和利息》PK《資本論》,這一架吵了一個半世紀有余,映射到當下便是頭條上的“996”、腎撐不住的中年以及無可奈何的中產。

若你正值職業“中年”,又處于中層,還是中產,那恐怕……

996,中層的歷史選擇

這次,馬式言論,激起了不少打工者的憤怒,同時也引發不少老板、創業者的共鳴。

勞資雙方從來都不是對立的,更不應該是階級對立的,而是博弈中合作的。不少人表示,只要馬先生錢給得夠,“996”沒問題。你看,還是市場機制管用,價格滿意便成交,沒有多余的廢話。

不過,馬式言論,很容易被給不起的老板用于洗腦,壓榨勞工,“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老板“以夢為馬”,員工被“996”。

“向奮斗者致敬”,固然是這個時代必須的品質。其實,在整個東亞文化圈,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北上廣深的工作負荷都極大,員工重度加班,老板“嘔血”賺錢,其中日本最甚。

但是,與大多數老板一樣,馬先生混淆了工人與老板的概念。企業與工人之間是勞動契約關系,在勞工法律框架下,按照市場規則辦事,價格機制來撮合雙方。但是,企業與老板沒有勞動契約。

老板加班是自愿,員工不加班是自由。

問題來了,既然勞資雙方是平等的契約關系,憑啥老板監督工人,而不是工人監督老板?

其實,在勞資契約中,企業與工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都是明確的,雙方都是相互監督的。但是,工人對老板是“多對一”,工人很難聯合起來監督老板;反過來,老板“一對多”,可以利用壟斷和信息差,對早期的勞工進行壓榨。

后來,有文化的老馬看不下去了,用“剩余價值”控告資本家剝削。有了理論大旗,工人們積極組織工會對抗資本家。資本家拿著老龐的理論來對抗工會,二者相持不下。

這時,馬歇爾得意門生老庇(庇古)跳出了古典主義框架,研究出來一個《福利經濟學》,說“劫富濟貧”是有經濟學道理的,建議保護勞工,增加窮人福利。

再后來,俄國和德國都變天了,英法美政治家坐不住了,采用了老庇的福利主張,紛紛完善勞工保護法,采用最低工資標準制。

至此,工人對企業的合約監督,一半都交給政府及司法部門統一處理。今天,勞動者基本上不需要考慮合約監督的問題,只要看月底有沒有按時如數發工資即可。

相比起來,企業對工人的監督要難得多。

老板一對多,很難“照顧”到所有工人。工人可以利用老板的監督盲點“尋租”。尋租,不是官僚才有,其實工人尋租極為普遍。比如,利用上班時間聊私人微信,利用財務漏洞報銷私人車票,利用公司資源私下做生意,利用采購權力收受供應商福利,等等。

根據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企業家搞“跨期協調”工作,先拿出錢租辦公樓,發工資,采購原料,開工廠,期待未來的收益。這個跨期過程是一個沉沒成本的“風險程序”,老板為了降低沉沒成本的風險,不得不督促工人努力工作。

其實,在市場中,每個人都是做“跨期工作”,市場是一個相互跨期機制。

房東買下辦公樓出租以求回本獲利,本是一個長期的跨期調節;員工苦讀十余年考大學,考各種證件,學習專業技能,直到畢業就業后才有回報,這也是一種長期“跨期”。只是,企業主的跨期組織工作更為復雜,需要組織各種人財物進行經營,在監管工人上會更加用心。

所以,最開始資本家想盡各種“土辦法”來監督工人,如皮鞭抽打、鏡子偷窺、“走動式管理”,今天升級為獎懲制度、指紋打卡、目標管理。

后來,美國出來了一個人才叫泰勒。此君原本是哈佛高材生,但因眼疾輟學,被迫進入鋼鐵工廠當工人。高材生泰勒做了五年勞工,便發現了提高效率的辦法。他做了各種實驗,將每個工人固定在崗位上,工人的動作與機器的運轉配合,從而形成了科學管理。

工人崗位固定化、動作標準化、產能最大化,資本家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1895年,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發表了《計件工資制》,與泰勒的科學管理完美契合。這樣一來,工人也可以根據計件工資制,了解自己每天可獲得的收入,工資也提高了不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工人為自己打工,多勞多得。

泰勒科學管理還發展出了科層制度。企業內部開始形成像金字塔一樣的層級結構,利用“工人管工人”的辦法,老板對工人的監督便自動化、層級化了,職業經理人也就誕生了。

泰勒是第一代職業經理人,從原來的機工學徒,逐漸成長為工人、小組長、工長、技師、總工程師,最后到總經理。后來,泰勒名聲大噪后,出來開了管理咨詢公司,成了工人眼中的資本家。

可見,職業經理人制度尤其是中層干部,可以大大降低老板的監督成本,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

不過,泰勒的做法,還是遭到了工會的反對。一位名叫辛克萊的年輕社會主義者寫信給《美國雜志》主編,指責泰勒“把工資提高了61%,而工作量卻提高了362%”。

后來,美國一位心理學家叫赫茨伯格,他發現物質條件、基本工資、管理措施只能起到保障作用,建議采用“量才錄用、職位晉升”的辦法激勵工人。這就是“雙因素理論”。這個好比古代科舉制,人人為爭搶功名,甘愿“寒窗苦讀”。

這樣,“工人管工人”以及職業經理人晉升制度,相當于構建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微妙橋梁,職業經理人既是工人又是企業的監管者。

1950年元旦,德魯克與父親一起去探望熊老(熊彼特,小熊已變成老熊)。德魯克父親其實是熊彼特在維也納大學時期的老師,德魯克成長于學術世家、家庭殷實。德魯克父親問熊彼特:“你現在還跟人提起你將來想被后人記得什么嗎?”

熊彼特年輕時,才貌雙全,深受維也納大學女孩喜歡。當時有人問他,你將來想被后人記得什么?他答道:我要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歐洲美女的情圣!30多年后,師生重逢,老師拿這個問題來調侃熊彼特。

熊彼特說:“是的。這個問題今天對我來說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卻和原來大不相同了……到了這個年紀,人們是不是記得我寫的書和理論已經變得不重要了。一個人如果不能使別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現平平而已。”

8天后,熊彼特去世。

4年后,德魯克發表了劃時代巨著《管理的實踐》,將管理學開創成為了一門獨立的科學,被譽為“管理學之父”。

很多人知道,德魯克的大名,未必明白其為何有如此之高的聲譽。德魯克一生著作等身,不少觀點今天看來雖平淡無奇,但實際上不少管理主張都是他開創的。

德魯克真正的貢獻是,他利用“社會組織”的概念,將工人、資本家與企業整合在共同的企業組織之內,提出組織概念、目標管理、企業使命與愿景、經理人以及企業家精神;工人、資本家與企業為共同的組織目標、愿景、使命而努力,從而各得其所。

德魯克將企業組織類比為宗教組織,他說:“管理沃爾瑪和管理羅馬天主教堂當然有所不同……但是,在所有組織中,90%左右的問題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有10%”,“使命決定愿景,愿景決定結構”。

實際上,德魯克利用“共同組織”從理論上化解了勞資矛盾。

德魯克重新定義了管理學,他說,“告訴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熊彼特創新理論),不是計量方法(泰勒科學管理原理),不是行為科學(赫茨伯格雙因素理論)”。

熊彼特對德魯克影響很大,除了創新及企業家精神外,還有“改變別人生活”的“實踐”——而不是寫在書上的理論。

2005年11月11日,“管理學之父”去世。德魯克先生總結的是“實踐智慧”,在那個時代構筑了工人、經理人、企業家以及企業組織的共同信念。

14年后,即2018年,也是11月11日,“中國式管理之父”曾仕強去世。兩代管理學之父,一個秉承西方規則意識,一個傳承中華相機傳統,但未能很好地將中國的工人、經理人、企業家及企業有效的整合在組織之中。

由于缺乏統一的組織,工人在與老板博弈時處于劣勢,重度加班、996規則比較普遍。但是,老板也不是不勞而獲的資本家,不少都是“12*12”,甚至一些創業者、私企老板倒在了辦公室、酒桌上。在全球來看,中國企業的壽命非常短,不少私企的利潤率極低,企業主生存的環境值得反思。

工人加班,老板叫苦,企業虧錢,如此三者很難形成共同體。問題出在哪?

當下中國試圖搞大規模減稅,“放水養魚”,這也是“為有源頭活水來”的道理。

從泰勒科學管理開始,經理人成為老板與工人之間的橋梁,是企業監管與創收的核心理論。但由于職業經理人制度不完善,代理人問題也比較嚴重。代理人尋老板的租,尋工人的租,尋下級的租,都比較普遍。

這種問題不但在中小企業存在,在上市公司也比較突出。上市公司,雖然信息比較公開,但具有公共公司性質,二級市場的股民基本放棄也難以行使股東權力,公司對代理人的監督存在各種盲區。

在全球上市公司中,不少經理人利用加薪權力,改變薪酬績效激勵,拓展新項目,掌控更大的人財及事權,整合供應商或客戶資源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賺取投資人的錢,或為自己的職業道路鑄造金燦燦的墊腳石。

當然,大多數經理人與普通工人一樣,重度加班,壓力巨大,競爭激烈。更糟糕的是,一旦公司業績不好或戰略轉型,最容易炒掉的便是拿著高薪的經理人,尤其是規模龐大的中層經理層。

2019年,互聯網巨頭裁員風波再起。

騰訊在20周年的關口上,股價和業績都紛紛下滑。在20周年會上,劉熾平表示,在未來一年的時間里,有10%不再勝任的管理干部要退下。這意味著,騰訊正在掀起史上最大一輪管理干部裁撤,其中大部分為中高層干部崗位,目標包括助理總經理、副總經理、總經理甚至副總裁的級別。

京東集團正在推動“小集團,大業務”的轉型,為多元業務的發展保駕護航,同時也宣布末尾淘汰10%的副總裁級別以上的高管。

為什么互聯網裁撤中層最嚴重?

隨著信息技術發展,“扁平化組織”大勢所趨,互聯網企業組織比傳統企業層級更少,更傾向于扁平化、分布式。原來經理人及大批中層是老板監督員工的層級手段,也是企業創造利潤的關鍵角色。如今大量中層成為裁撤對象,因為老板或高層可以通過互聯網及軟件系統直管基層工人。薪水較高的經理人,不直接產生利潤的管理者,容易被裁。

組織扁平化趨勢不可逆,越來越多傳統企業利用信息技術,高層直接管基層。熱衷于組織求變的張先生早在2014年就曾說:“去年裁掉1.6萬員工,海爾今年還要大刀闊斧,裁掉1萬名以中層管理者為主的員工”。

35,中年的當下生存

劉先生說:“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真正的兄弟一定是一起拼殺于江湖,一起承擔責任和壓力,一起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

馬先生說:“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么時候可以996?”

這兩位的“豪言”,聽得中年男人腎疼。

在職場上,中層與中年往往具有相當的契合度。

畢業工作十余年,熬到中層,年齡在30-40之間。本來,這個年齡按生命科學定義應該是年輕力壯的青年。但是,在職場上,已是中年,職業年齡過半,再干個十來年就得退休了。某些職業,如程序員、主持人、酒店服務生、模特,35歲以上算是中年甚至中老年了。

之前,華為存在“34歲以上清退”的傳聞,后有員工予以否認。不過,任正非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提到,“華為是沒有錢的,大家不奮斗就垮了,不可能為不奮斗者支付什么。30多歲年輕力壯,不努力,光想躺在床上數錢,可能嗎?”

職場中,存在一些隱性的“35歲現象”。剛畢業時覺得沒有經驗不好找工作,但當你30多歲有經驗時發現更難找工作。與大學畢業生不同,老板與人力資源官往往以“職業成敗標準”來衡量職場“中年人”。35歲被公司裁員,沒有積累行業資源,混成職場“老油條”,很難獲得新雇主的信任。

所以,中層“臃腫”與中年“油條”一旦疊加,就容易成為裁員目標。

任先生指出,“華為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內部的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整個管理層級太多,我們正在改革。我們在五年時間組織改革上能獲得成功的話,我們可能是有戰斗力的。”

德魯克說,企業組織有著我們共同的職業愿景與使命。但是,如果脫離了這一愿景與使命的人,可能就不再適合這個組織。日本人的職業精神,更多來自大和民族的“羞恥”、“自省”文化。香港人的職業精神,完全是高度職業化的殘酷競爭歷練出來的結果。

海爾張先生直接指出,“企業里面的中間層就是一群烤熟的鵝,他們沒有什么神經,不會把市場的情況反映進來。”他號召,“外去中間商、內去隔熱墻”。其中,“內部隔熱墻”指的就是,不接地氣、不接市場的中層管理者。

人到中年、中層容易碰到“職業墻”:

職位上,高管位置有限,遭遇晉升天花板;學習上,晉升激勵下降后,人的學習進取心也在衰退;家庭上,孩子教育、家庭事務越來越繁重,有時分身乏術,難以堅持“996”;欲望上,到中產后,具有一定的生存保障,財富欲望邊際開始遞減;事業上,由于職業慣性,再跳槽獲取更好職位的可能性小,創業的機會成本比較高,更愿意在本企業中層穩定下來。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完全符合邊際收益遞減規律。

人到中層,或到一定的收入水平,財富、職位、榮譽的邊際傾向會下降。與剛入職時相比,同樣數額的加薪,同等級別的晉升,同樣的精神獎章,激勵效果沒有那么大。外部激勵性下降,自我激勵性如果沒有起來,就容易滯留在中層過日子。

如此,組織中層容易形成一個機構堰塞湖。

龐大、臃腫、低效的中層,對企業發展非常不利。一般而言,公司想要戰略轉型成功,必然要換掉一批經理人,尤其是中層。我們知道,當一家企業發展到100人,老板的想法就很難徹底貫徹執行了。很多大公司如柯達、諾基亞轉型失敗,并非不清楚戰略方向,而是“尾大不掉”,調不了頭。

管理服務于經營,一旦重管理而輕經營,這家企業距離淘汰就不遠了。

如果一家企業的管理成本過高,高于市場交易成本,那么這家企業就沒有存在的理由。當年,科斯從倫敦經濟學院畢業,拿到獎學金去美國大型公司做調研發現了這一規律。他使用了交易費用一詞,來解釋企業存在的理由——企業組織可以降低交易費用,讓企業內部更有效率,從而替代市場機制。

簡單來說,假如公司需要長期設計服務,一般有兩種選擇:一是從向設計公司采購;二是招聘一批設計師自己設計。前者利用市場機制來完成,后者利用企業內部計劃來完成。

作為老板,你會選擇哪種方式?

老板一般考慮成本及效益,哪個成本低、效果好、穩定性強自然就會選擇哪個。如果后者更好,那么設計這項業務在企業內部就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一家企業所有業務都不如市場采購成本低、效益好,那么這家企業自然就會虧損瓦解。

公司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控制質量?

這時,管理的作用就發揮出來了。科斯考察美國工業時,當時美國大型工廠已經引入完善的泰勒科學管理以及福特發明的流水線。科斯對美國大型工業內部有序、科學、精準的調度以及計劃驚嘆不已。

實際上,在《謝爾曼反壟斷法》制定以及實施幾十年,美國經濟學家包括一些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都認為泰勒的科學管理有助于托拉斯組織的效率提升,并不主張對他們實施反壟斷訴訟。

在20世紀初,泰勒科學管理對企業內部成本降低及效率提升是顯著的,是當時巨型托拉斯運行的基本保障。科學管理極大地拓展了企業的生存邊界,不少托拉斯吞噬了效率低效的市場,形成巨大的規模經濟。

這就是高效企業對低效市場、低成本企業對高成本市場的替代效應。

但是,就像“樹不會長到天上去一樣”,企業擴張也存在邊界。一旦企業到達邊際拐點,規模效應則不存在,開始進入報酬邊際遞減的輪回。

為什么會出現邊際拐點?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有一個前提便是技術水平不變。當管理及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時,不斷增加人力投入、資本投入,機構膨脹,管理人員擴張,如此報收遞減規律則會出現。

現實中,管理系統不更新,管理方法不改變,管理效率不提高,管理層不作為,意味著堆積管理人員,如此企業效益逐漸會被臃腫的管理機構所侵蝕。機構臃腫、管理者怠工,實際上經理人在大量尋租,具體表現為不干事,少干事,人浮于事。一旦內部管理成本高于市場交易費用時,企業就有可能被市場替代,從而被競爭對手所瓦解。

市場競爭遵循的是殘酷的叢林法則,企業競爭是如此,職業競爭也是如此。

在職業上,除了能力的競爭,還有價格的競爭。通常,我們的生活“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消費習慣養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調整,而難于向下調整。美國經濟學家杜森貝利稱之為“棘輪效應”。

后來,凱恩斯將其推演到工資領域,認為工資具有一定的黏性,易于向上調整,而難于向下調整。工資的棘輪效應本身源于消費的棘輪效應。受到棘輪效應的影響,員工很難接受降薪。公司若降低成本,首先選擇是裁員,裁撤高工資又不產生業績的管理者,而不是降低工資。

中年人消費水平更高,工資收入到達一定的水平,生活質量更有追求,家庭負擔重,生活成本高,其消費及工資的棘輪效應更加明顯。年輕人“一人吃飽”即可,相比中年人對降薪的抵觸情緒沒有那么大。

所以,在控制成本時,公司更傾向于裁撤不愿意接受降薪的中年職員。

另外,公司會考慮降薪后的尋租問題和監督成本。

如果降薪抵觸情緒大,強制降薪則可能傷害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一般而言,工資棘輪效應越大,抵觸情緒越重,降薪后出現怠工的傾向越明顯。怠工越明顯,尋租問題越嚴重,公司效率反而下降。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公司可能要加大監督和激勵,這樣成本又上升。如此,降薪可能得不償失。

所以,公司會對抵觸情緒相對小的員工選擇降薪,而裁撤抵觸情緒大的員工。

與青年相比,中年失業要殘酷的多。一般而言,公司為了降低風險,中層及以上職位都會匹配同行工作經驗者或自主培養,而非跨行尋找或直接空頭。由于職業習慣、思維慣性、行業局限、工資棘輪效應,中年職業人如果沒有大公司履歷,沒有足夠的人脈資源,或曾經創過業,或想轉行,想要找到合適的中層及以上職位工作極為困難。

所謂中年危機,主要不是“油膩”和“庸俗”,而是職業危機、收入危機。當人到中年,腎拼不過年輕人時,必須培養其它方面的優勢,如人脈、資源、經驗等等。對于中年人來說,持續保持職業競爭力以及事業欲望,確實需要挑戰自我與人性。

人到中年,在這個城市奮斗半輩子,還在為家庭的城市生存權而拼命。

2035,中產的未來前途

中層、中年與中產,具有相當的重合度。

一般來說,一位35歲左右的職場“中年”,處于公司中層,在城市定居,已婚,有小孩,貸款買房,有車代步。如果你是中層、中年與中產的交集,那么你或許是比較“受傷”的一個群體。

之前,我寫過一篇《全球中產經濟|“紙牌屋”與“掃地出門”》,提出“房產是富人的財富,中產的‘紙牌屋’”。

貨幣-房產-生存權,是一條隱性的經濟生命線。中層、中產以及中年為了爭奪城市生存權(婚育權、優質教育選擇權、社會地位等),加杠桿貸款買房,大量的貸款買房實際上支持著龐大的銀行信貸。對于市場而言,商業銀行就是企業與個人的央行,信用貨幣就是真實貨幣,而大量的信用貨幣都是以房產及土地作為抵押而發放的。

所以,城市生存權支撐著高房價、高貨幣。貨幣和房子都是生存權本位。

跳出來看這個問題,中產買房和貸款,并非基于正常的市場投資或消費,而是一種“被迫”的生存權,是剛需所致。

在市場博弈中,一旦你處于“剛需”的一方,必然會吃虧。就好像在戰爭年代,糧食緊缺,人為了生存必然搶購糧食,糧商此時囤積居奇,抬高價格。但迫于生計,人們也不得不高價購買。

涉及生存權的剛需市場,并不是一個理性的、正常的、自由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價格扭曲、供給失靈的市場。

這種市場并不是戰爭年代才會出現,現實經濟中經常存在。比如通貨膨脹時,貨幣發放越多,貸款需求量越大,需求量越大,貨幣發放越多,從而進入一種惡性泡沫循環。

原因是通脹時期,有利于債務方而不是債權方。企業及個人迫于生存會不斷借貸,擔心貨幣貶值,試圖通過不斷地借貸來抵充貶值的速度。

但是,信用無法極限擴張,當杠桿加滿時,這種債務循環游戲無法支持下去,泡沫破滅,債務危機爆發。然后。貨幣緊縮,資產價格縮水,信用下降,信貸額度降低,經營狀況惡化,信用度再下降,資產價格再縮水,信用額度再降低……

如此,便進入費雪的債務通縮螺旋。

全球中產大部分財富都配置在房產上。中產在房產上的投資,并非完全基于投資理性選擇,更多傾向于生存需求——學位房、上班方便、舒適度、戶型面積與家庭人口匹配等。但是,地產商、房產投資商、炒房者是基于投資理性選擇。這就是被動與主動,理性與非理性,剛需與自由供給之間的博弈。

如此,作為購房者的中產,與他們之間博弈,就明顯處于劣勢,需要更多讓利于后者。房價再高,為了結婚、孩子讀書,中產都選擇買房。如今北上廣深這個價位,依然有不少剛需購房者。這就相當于,中產迫于生存不得不接盤高價房。

對于中產來說,即使擁有房產,也只是財富的“紙牌屋”,但債務卻是真實的。房產估值再高,也不可能變現,但每個月房貸必須償還。現在北上廣深,不少中產每月支撐著兩三萬的房貸。每月工資入賬,第一件事便是留扣房貸,然后才敢安排其它消費。

如果中產,又是中年,又遭遇中層裁員,失業的中產將面臨巨額的債務壓力,危機一個中產家庭的城市生存權。

有人說,我可否將深圳的房產賣掉,拿著1千萬房款到小城市過小日子。這么做就相當于放棄了深圳的城市生存權。這固然沒什么對錯,屬于個人人生觀及價值取向的選擇。

所以,一旦將房產與城市生存權捆綁,那么房地產就不再是一個正常的自由市場,必然會演變為價格扭曲的市場。為城市生存而拼搏的中產,便要為這一制度支付巨額的成本。

這就是全球主要國家都對涉及生存權的市場進行政府干預的原因。如農業補貼,控制貨幣供給,房產調控,建設安居房,通脹期間控制物價,儲備石油,等等。

但是,從全球來看,經濟最大的黑洞不是市場失靈本身,而是有形之手的調控。

最為突出的是貨幣市場。貨幣當局控制貨幣供給,貨幣無法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分配貨幣,從而導致有些地方、領域、企業及個人貨幣富余,有些則貨幣緊縮;如此便會形成龐大的貨幣販賣生意,貨幣富余區賣給貨幣貧乏區,滋生龐大的食利階層,拉大貧富差距。

美聯儲控制著全球最大的貨幣——美元的供給,華爾街掌控著富余貨幣,通過金融衍生品及融資市場,向美國制造業、農場主、中產階級以及全球各國販賣美元。1980年代開始,隨著“里根大循環”形成,一個全球性的美元販賣市場快速膨脹。華爾街從國債、債券中吸收各國低價回流的美元,再販賣到海外獲取更高的收益。

當美元寬松時,華爾街金融繁榮,資金販賣火熱;當美元緊縮時,華爾街可憑借強勢美元獲取國際資本,新興國家則陷入美元荒、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

這也就從“里根大循環”開始,美債越來越多,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華爾街賺得越來越多,而新興國家則陷入美元周期性債務危機。

在“里根大循環”體系中,美元的緊縮風險帶來的債務和貨幣危機,足以讓新興國家折騰一個世紀,典型的莫過于阿根廷、墨西哥。二戰后,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晉升為發達經濟體。剩下絕大部分國家都滯留在中等收入區間,不少國家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不但經濟增長乏力,更是問題和矛盾重重。

當然,新興國家的問題關鍵在于內部,而不是美國及美元。但是,在這種全球貨幣體系以及“里根大循環”下,新興國家將面臨一次次的危機洗劫,很難實現突破。

“中等收入陷阱”與中產階級危機,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因為財富是“紙牌屋”,而債務卻是真實的債務。

新興國家房產、資產表面上價格高,但存在大量泡沫,里面充斥著杠桿和債務。這種債務型經濟的形成原因,與中產的債務是類似的。新興國家為了生存或快速發展,政府借錢搞基建,企業借錢搞投資,中產借錢買房,甚至在美元寬松期大舉外債。一旦制造業及出口無法大規模創匯,美元一緊縮很可能遭遇貨幣、債市、樓市、股市“四殺”悲劇。

每次全球性經濟危機或區域性經濟危機,都將洗劫中等收入國家,同樣也洗劫中產階級。

財富是幻影,而債務是現實。

要緩解這一問題的方法是房地產與城市生存權脫鉤,打破土地供給壟斷,讓房地產市場自由支配。房地產市場化并不是最好的方式,畢竟它是一個生存權市場。但最糟糕的是房地產貨幣化、金融化。

不過,當前房地產與城市生存權脫鉤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整個經濟體系都構建在城市生存權之上,貨幣是城市生存權本位制,想要扭轉這種慣性很困難。香港的港幣雖然是美元本位,港府的房產保障制度也不錯,但是這座城市依然被房產金融化慣性帶著走,而且愈演愈烈。

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尤其是1980年代“里根大循環”建立起來,全球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改變這種局面。在浮動匯率和信用貨幣時代,國際貨幣供給的非均衡,造成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產階級危機以及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

根本問題出在貨幣理論上。

在貨幣領域,最聰明的頭腦弗里德曼構建了現代貨幣數量論,全球經濟及各國經濟開始進入央行的貨幣周期時代。很多人可能發現,當今世界似乎進入了“貨幣調節”的計劃經濟年代。信貸、樓市、股市、制造業、出口等都隨著美元以及本幣緊縮而波動。這種控制貨幣供給的調節手段,才是始作俑者。

對于中產來說,房產不是問題,貨幣才是魔鬼。

如今美國很多人批判現代貨幣數量論,認為這種不顧及債務指數、經濟結構失衡的理論是極為危險的,也是數次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源。但是,除了這一理論,經濟學家和貨幣當局似乎沒有更靠譜的理論。

蒙代爾是這一理論早期的反對者,在芝加哥大學時他為此與弗里德曼吵了不少架。蒙代爾提出的“貨幣最優區”理論和“大拇指法則”推動了歐元的創立。某種程度上說,蒙代爾的理論更加科學,但是如今歐元區的債務問題及社會矛盾更復雜。

從全球表現、金融體系以及貨幣理論三個角度,中產階級塌縮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中產,是一個國家的脊梁、社會的穩定器和稅收的貢獻者,也是福利的主要創造者和債務的主要承擔者。

最近,中國社科院發布了《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報告預測,未來30年我國的制度贍養率翻倍,2019年當期結余總額為1062.9億元,不過到2028年,當期結余可能會首次出現負數,為負1181.3億元;到2035年有耗盡累計結余的可能性。

這意味著,到2035年,這一代中產階級還沒退休或剛退休,社保余額就已虧空。

參考文獻:

【1】旁觀者,彼得·德魯克,機械工業出版社;

【2】科學管理原理,弗雷德里克·泰勒,機械工業出版社;

【3】資本與利息,龐巴維克,商務印書館;

【4】社保基金虧空了嗎?搜狐網;

【5】冪律社會(音頻課程),清和,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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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6

  • 合金住持 合金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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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他們有話語權和存在感,更老更窮的真底層受苦都沒處說。[二哈][doge][喵喵]

    2019-04-15 11:11 via weibo
  • 朽木不折 朽木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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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底層更苦,還沒走發聲渠道……中產最起碼還能發聲

    2019-04-15 11:02 via android
  • 北地之風 北地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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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讀到熊披特那會,我笑了。 確實熊比特鼓吹企業和創新,但特點還是專注資本息差和反有形之手。 因為并不能保證完全市場化下,經整合和聯盟形成的巨型托拉斯,不會成為下一只"有形之手"。 換名字一點也不好玩。

    2019-04-15 16:37 via android
  • 繁星丶 繁星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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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突然很懷戀糞土當年萬戶侯。

    2019-04-15 16:09 via android
  • 鈦,首先中層既是中流砥柱,又是資源的來源核心,又非常好替換,例如我安排小員工跟一段時間某中層,資源就能掌握。二,中層變成兔子的人特別多,成為狼的人稀少,汰率高。三,中層多為男性,高層怕男人創業不是一天兩天,忠誠度管理不如女性與新員工,信任度不高。

    2019-04-15 11:20 via weibo
  • h-子不語 h-子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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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毛多好褥。

    2019-04-15 10:59 via weib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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